3月25日19点，杭州市政府突然宣布，从26日零时起，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，对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，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。至此，杭州进入“限牌”时代。

　　从信息发布到制度执行，期间只留有5小时。这种“半夜鸡叫”式的消息发布，堪称是“突然袭击”。那么，杭州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　　当晚，在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下，杭州市公路交通局副局长陆献德如此解释：保密的最大原因是限牌“太过敏感”，为防止大家突击购车甚至突击购车囤牌，总结其他已推“限”城市的经验，选择“突然袭击”的方式更为保险。

　　出行是重大民生问题，民意当然会极其关注。对杭州来说，限牌格外“敏感”，还与此前太多传闻有关。不过，政府部门一直都在进行“辟谣”，不断给出诸如“限牌根本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”“目前方案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”之类坚定的说法，对民众强调“请别相信”。在政府的信用担保之下，很多人也把限牌当成是“狼来了”的谎言。然而，这次“狼”真的来了。

　　这样的结果，无疑让民意很受伤，觉得政府根本不讲公信力。特别是，这次“突然袭击”式的信用发布，让人感觉政府是在与民意进行一场用心很深的博弈，显得既虚伪，又傲慢。这样的公共治理，也缺少起码的严肃性与公正性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面对舆情一片嘲讽，后来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又解释称，发布会选择在晚上7点召开学习的是“天津模式”。杭州的确不是第一家在限牌前几个小时才发布消息的，此前天津、广州等地也都这样做过。问题是，这类做法早就受到公众强烈批评，也证明是在透支政府公信，是不理性的行政方式。然而，杭州政府在民意面前，不仅没有吸收这些教训，而且还拿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正确，这当然就是更大的愚蠢。

　　一项公共政策的推出，选择与民意进行博弈周旋，本身就是扭曲的，结果也只能证明是愚蠢可笑的。事实上，在此次杭州限牌信息发布之前，相关传言再起，这次不仅给出确切的限牌时间，还配合着类似“新闻通稿”式相关政策信息在民间私下传送。有4S店甚至直接挂出“即将限牌，请速购买”横幅，有人还一口气在4S店买下100多辆面包车，据说就是为了囤牌。

　　这一切的事实都表明，政府的暧昧与谎言，对信息管理的漏洞，都给了一些人政策投机的空间，最终会让市民为之埋单。这样的限牌，展现的无疑是一种低下的行政水平，极大透支的是政府公信力。这样的公共治理生态，也容易伴生内幕交易或腐败行为。

　　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有一个新的提法，叫国家治理现代化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治理系统现代化；二是治理能力现代化。机动车限牌无疑就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治理，在考验现代政府的执行水平和能力。这种事关公共利益的政府决策，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让市民拥有知情权，然后通过政策制定的系统化，来让相关制度在程序正义的轨道上，得到有效的推进，从而体现政府公共治理的现代化水平。

　　杭州限牌并没有让人看到城市治理系统得到升级，也没有展现出现代政府应有的行政治理水平，反而因为缺少服务意识，掉进落后的的惯性思维模式之中，极大地透支了政府公信。现代政府应该是负责的政府，是诚信的政府，是依法行政的政府，而不是虚伪的、暧昧的、傲慢的政府。杭州限牌不应出现如此扭曲的博弈，希望其中暴露的诸多问题，今后不要再在下一个城市重新上演了。